如果巴奴日不再引人發笑

閱讀材料：
昆德拉〈巴奴日不再引人發笑之日〉(《被背叛的遺囑》第一部份)

我們似乎必須接受一個事實：人的命運本就只有悲劇性。所謂快樂，僅僅是悲劇性的缺席，是人對命運的逃避，或暫時忘卻。因此，當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幽默的產生是來自小說的發明時，這彷彿就是說，幽默並不存在於人性和原初世界之中，而是一種附屬於藝術的生成物。

在〈巴奴日不再引人發笑之日〉一文中，昆德拉告訴了我們一個故事，記載在拉伯雷(FrancoisRabelais)的《巨人傳》(Gargantua and Pantagruel)裡：在大海中的一艘商船上，一個羊販子看見巴奴日(Panurge)模樣古怪，便取笑他是王八蛋。巴奴日決定要捉弄這個傲慢的羊販子，於是便向他買了一隻羊，然後隨即把羊扔到海裡。由於羊的生性，其他的羊也立即跟著這隻羊，紛紛往海裡跳。羊販們急紅了眼，連忙揪著羊角不放，最後全者撲通撲通掉到海裡去了。巴奴日拿著一根篙，向海裡的淹得半死的羊販們耀武揚威，還振振有詞地勸導他們：做人實在是悲慘和痛苦，還不如早登極樂般痛快。最後羊群和羊販們通通都淹死了，一個修士向巴奴日表示祝賀，但覺得巴奴日實在不該付錢買羊，平白浪費了金錢。巴奴日卻答道：「不提錢了，天主在上，我這個玩笑可不止值五萬法郎！」(頁5)。

這個故事的「教訓」並不是要說明吝嗇商販「罪有應得」，或是嘲弄巴奴日的殘酷不仁之類，而是：這個故事根本沒有任何所謂「教訓」！昆德拉無不帶著調侃地說：「假如有人問，什麼是在我的讀者與我之間產生誤會的最常見原因，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幽默」(頁6)。幽默的生成源於作者的創作，但幽默要成為幽默就必須要得到讀者的認可，這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契約」。「小說的契約」是一個道德審判被懸置的疆域，一切社會文化上的道德價值判決都不應在契約中產生效力，這正正就是小說藝術中的唯一道德規條。

於是，不論是作者展開創作還是讀者進行閱讀，所要處理的不是「文何以載道」的問題，而是如何透過「往昔之井」(托馬斯‧曼語)，窺視小說的「時代原型」。昆德拉在國際文壇一直享有很高的聲譽，但在捷克國內，他的文學幾乎沒有多少影響力。不過，他似乎對此不以為然，他曾經說過，他對「同代人」這個說法甚為反感，這亦印證了他為何不屑與民族主義鐅痕很深的捷克文學界為伍，而專€注面向世界文學的洪流，甘願背負著「數典忘祖」的知識分子「罪名」。昆德拉相信，透過藝術，我們可以對個體形成進行回溯，從而發現自身中與外在歷史文化無關的「原型」(archetype)。而這種原型，應該是潛藏在某一些人，或藝術作品之中。在藝術上真正的「同代人」，應該是分享著相同的藝術「原型」，而不是任何文化或歷史背景。

因此，昆德拉覺得，小說的「歷史」不可能再是一般意義下的歷史，如果人類的歷史是誕生於人的存在以外的事件組合，小說的歷史則「誕生於人的自由，誕生於人的徹底個性化的創造，誕生於人的選擇」(頁17)。真正的小說歷史徹底地體現了人類的創造力和主體性，因為小說歷史並不外在於人，而全然是由小說家來定義和再定義，而真正偉大的作品「只能誕生於它們所屬藝術的歷史中，同時參與這個歷史」(頁18)。

但不幸的是，現在的小說大都是在小說歷史之外生產出來的，尤其是自從藝術作品被理論家和革命家視為充滿政治性的抗戰工具之後，這條小說藝術的唯一道德規條便開始失效了。例如我們對魯西迪(Salman Rushdie)的《撒旦詩篇》(Satanic Verse)可以有很多種讀法，其中一種就是欣賞其敘事形式如詩般的音樂性，但眾所周知的是，《撒旦詩篇》被原教旨主義者視為褻瀆伊斯蘭教的惡魔之作。昆德拉認為，《撒旦詩篇》被受指責的，不是書中對真主阿拉的褻瀆或對伊斯蘭教先知形象的扭曲，而是小說的藝術本身。原教旨主義者之所以無法理解《撒旦詩篇》，就有如一些讀者不能明白，巴奴日的故事只是一個幽默的故事，而不是什麼具社教化意味的寓言。

如果巴奴日不再引人發笑，那就意味著，我們再也無法明白「小說的藝術」了。昆德拉如是說。


參考資料：
1. 昆德拉(Milan Kundera)：〈巴奴日不再引人發笑之日〉。載《被背叛的遺囑》，上海譯文出版社，頁1 – 33。

(文：K)